【繼最高法取消法院考核排名之后，中央政法委日前要求，中央政法各單位和各地政法機關今年對各類執(zhí)法司法考核指標進行全面清理，堅決取消刑事拘留數、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項目?！?/p>

走出“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惡性循環(huán)

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這種從行政系統(tǒng)移植過來的考核評價方法，從引入司法機關的第一天起就毀譽參半，并在司法行政化體制之下，多年來一直深刻影響著司法系統(tǒng)。客觀上說，以數字量化的方式考核司法業(yè)績，能夠為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的執(zhí)法提供參考依據，人們可以借此觀察它們的具體工作情況，一定程度上促使司法的規(guī)范化、科學化，提升辦案的質量水平。

然而萬事過猶不及。批捕率、起訴率、結案率等這樣的量化考核指標，倘若放在法治發(fā)達、司法成熟的國家，可能沒有多少問題，不失為社會評價司法的一種安排；但是在一個司法行政化嚴重的環(huán)境中，這些數字化考核很可能加劇司法的行政化傾向，并將司法從理性的法治軌道上牽引開，不斷異化為一種司法“出官”的手段。

由于我國司法歷來行政化色彩濃重，自上而下的各種數字考核，緊緊掐住司法官員的“脖子”，每一項指標如同一根“指揮棒”，指引著司法政策方向。例如，把批捕率高低作為考量公安機關報捕案件質量的依據，壓力轉移到檢察院，對一些證據尚不充分的案件也只好“強弓硬上馬”；有罪判決率被視為評價檢察機關公訴案件的質量依據，讓公訴人“壓歷山大”，只能想盡辦法做法院工作，讓本該“疑罪從無”的案件最后“疑罪從輕”；而結案率更是直接影響到法院的工作模式，年底不立案成為通行規(guī)則。這一系列不正常、非理性的司法怪相，背后都與不合理的考核項目有關。

這些年，在司法改革的視野中，上述不合理、不科學的考核指標，早已深受詬病，司法體制內的人也大多怨聲載道。因而取消這些數字考核項目，乃是讓司法回歸理性的務實之舉，有助于為司法體制改革創(chuàng)造更加優(yōu)良的法治環(huán)境。但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得不面臨這樣的難題：離開了數字這種客觀的評價指標，又該如何去衡量司法公正的質量水平呢？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道德倫理深深烙印于國民內心。這種民族特性和文化傳統(tǒng)，讓我們更習慣于從感性而非理性出發(fā)，去評判我們的周圍世界。而“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尤其在缺乏法治理性的背景下，社會對司法質量的評價很可能彼此沖突，令司法機關陷入左右為難的窘境。例如對云南的李昌奎案，對西安的藥家鑫案，判前判后的公共評價相差甚遠。究竟什么樣的結果才是公正的呢？標準的迷失可能更容易造成人們對司法的誤讀。

改革的方向，當然不是等到司法去行政化之后，再重拾昨日的“牙慧”。在司法體制改革的總盤子里，本就包含著對不合理司法業(yè)績考評方式的清理，包含著構建一套合乎法治理性、尊重司法規(guī)律的司法考核評價指標體系。這個體系并非完全抗拒數字化，而是側重于指標項目設計的科學性、正當性。它應該更加多元化，不僅包含對各級司法機關的行為導向性指標，而且包含錯案率之類的負面評價指標；它應該更加開放化，不僅包含司法系統(tǒng)內部的考核評價，而且包含社會對司法的外在評價，尤其關注第三方力量的中立性評估；它應該更加理性，不僅走出“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而且采取定量與定性的評估方法，將“讓公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體現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