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行善這一原本簡單的社會行為，卻因為過多的道德附會、社會批判而變得舉步維艱，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及時填補行善者的精神報償，更亟需減輕公眾的“良心負擔”。有人騎著摩托車出現交通事故倒地不起，要不要扶？湘潭大學教師李恒白的答復是：扶救送醫(yī)、墊付醫(yī)藥費，并托人送去慰問金。（6月30日《湖南日報》）

僅就近幾年的輿論狀況而言，也許公眾正在“行善”這件“小事”上遭遇前所未有的窘境。一方面，原有公序良俗對善行的獎勵程序因個別人的污蔑而遭到破壞；另一方面，諸如“現金獎勵”等急功近利的挽救措施將善行導入可兌現的誤區(qū)，進而使得行善這一無須深思、事實上也往往來不及計較的瞬間沖動，附著上了過多的社會負擔。

因為這種社會負擔，“扶不扶”成為可供討論的公眾議題，而“無人扶”也漸漸由一種毋庸置疑的道德譴責，變成了相顧無言的情有可原。在這種精神窘境之下，“你懂的”成為大家彼此原諒、自我寬恕的麻醉劑，仿佛只要所有人都學會置若罔聞，這份“道德貧乏癥”似的窘境便不復存在。

2010年，有地方市政府推出“現金獎勵行善”，這算是官方對這種道德窘境的強勢回復，卻也成了對社會良知的莫大諷刺。善行本是道德感召下的一種自發(fā)行為，它由道德心驅動、經社會傳遞而獲得價值，并在彼此傳遞的過程中形成社會良性循環(huán)。不管從哪個方向去看，這都是一個恥于言利的過程，用物質獎勵的方法去修復它，事實證明并不有效，相反卻可能將行善導向投機。

這種對投機行為的擔憂進一步加重了行善的良心負擔，自此，人們不僅因為害怕“被訛”而吝于行善，更會因為畏懼非議而不敢行善?？偠灾景l(fā)自本心的純粹德行，如今不僅不純粹，甚至有些“不干不凈”了，也難怪人們由疑慮而畏縮最終排斥之了。

從這一點來看，媒體以民間身份對行善者如李恒白等進行正面的報道、宣傳是有教益的，它給當事人以精神報償，同時也給公眾以道德標桿。而之所以強調媒體的“草根”身份，是因為這種直接宣傳式的鼓舞必須有所節(jié)制，否則它又極容易由精神報償陷入“物質獎勵”的怪圈。

善行是種無動機、無掛礙的純粹精神沖動，它不需要心機重重的腹誹，也不需要過分鋪張的褒贊。無論是媒體還是地方管理部門，都應為了保持它的純粹而自設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