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訴法修改，理應有更全面、更系統(tǒng)、更前瞻的眼光，像25年前立法那樣通過果敢的制度創(chuàng)新，為中國未來法治發(fā)展鑄造一座新的里程碑！

民告官，有多難？人大發(fā)言人傅瑩就表示，這些年行政訴訟案件原告的勝訴率明顯下降。結果，群眾不敢告、告也告不贏，讓大量的涉法涉訴案件進入到了信訪渠道。

基于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對行政訴訟法進行一個比較全面的修訂，目的就是盡可能地排除對“民告官”各種各樣的阻礙。

被譽為中國法治里程碑的《行政訴訟法》，實施至今已經(jīng)24年了，其間中國法治所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大程度上都與這部法律相關。這部在當時極為超前的訴訟法，不僅催生出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行政強制法等一系列行政法律法規(guī)，倒逼各級政府部門依法行政；而且深刻改變了民告官的社會心理，重塑了國家與公民之間正當?shù)膬r值關系。

然而時過境遷，當我們以今天的法治環(huán)境來衡量這一“法治功臣”時，它已顯得疲憊不堪、無法回應當下的法治期許。實踐中深受詬病的立案難、審判難、執(zhí)行難的問題，一直影響著公民權利保護的效果，也將很多原本通過訴訟機制化解的矛盾糾紛，溢出法治渠道而涌進信訪大門。信訪不信法的現(xiàn)象，反過來又沖擊了原本脆弱的司法權威。因此自新世紀以來，這部“遍體鱗傷”的法律就不斷被置于修改的視野。

在內(nèi)容上，無論是從立法目的、審判體制等宏觀方面，還是從受案范圍、證據(jù)等制度方面，抑或是從立案、執(zhí)行等具體程序，行政訴訟法都有全面修改的必要。從前不久人大法工委公布的草案看，它距離民眾所期待的全面修改還有差距。草案更多的局限于從程序細節(jié)上打通“民告官”障礙，比如在破解立案難上用力明顯；但是在關鍵的審判體制、受案范圍、原告資格等方面，還有較大改善的空間。

法律的修改終究是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我去年年底以來旁聽了多個行政訴訟法修改的研討會，深感其中立法部門、政府部門與司法部門關系之復雜。而該法與其他兩大訴訟法一同被列入修改議程以來，卻始終未能順利迎來“重生”的那一刻，個中的緣由大概還是利益沖突。但無論是解決司法實踐中遇到的種種問題，還是從實現(xiàn)法治的角度發(fā)揮行政訴訟更大的功能，都意味著此次修法不應當是簡單地修修補補，更不能是鴕鳥式的“和稀泥”，而理應有更全面、更系統(tǒng)、更前瞻的眼光，像25年前立法那樣通過果敢的制度創(chuàng)新，為中國未來法治發(fā)展鑄造一座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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