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進行的廣東省政協(xié)分組討論中，省政協(xié)委員、廣州大學教授楊木壯建議高考將375分設為“最低錄取線”，低于375分不錄取。網友對此贊彈不一。（1月26日《南方都市報》）

對于為何要為高考設“最低錄取線”，楊木壯給出了幾點理由，包括低分考生不適合讀書，不是說素質低，而是更適合干其他工作；低分考生往往只能上質量不怎么高收費卻高的學校，給家庭造成太大負擔；低分考生大學畢業(yè)后，往往沒有技能，難以應對激烈的就業(yè)競爭；很多這種情況的學生容易“眼高手低”，從農村跑到城市，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

平心而論，盡管不知道這個375分是如何推導出來的，但除了最后一個“理由”我不敢茍同外，其余幾點倒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問題是，這種觀點僅僅考慮了學生上大學背后的智力因素、經濟條件、就業(yè)現狀，卻唯獨忽略了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即上大學首先是一個人的權利問題。試問：倘使有人成績不佳，但欽慕大學的文化氣氛，同時其家里又不差錢，愿意掏比公費生更多的錢送孩子上學，我們有什么權力將其拒于象牙塔門外？

至于說，同組委員林倫倫的那番“期望值論”——現在很多農村孩子到廣州來“混”一兩年就不肯再回去。而如果他在當地讀職業(yè)教育大專、中專，在縣和鎮(zhèn)上工作，期望就不那么高——我覺得更是荒誕透頂。農村孩子之所以向往廣州等大城市，并非因為見了“世面”期望值被抬高，而在于繁華的廣州與其貧瘠的家鄉(xiāng)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在資訊高度發(fā)達的今天，即便他們從沒到過廣州、霉見過“世面”，也完全可能通過網絡感受到這種差距。這時候，就算他們在當地讀了技校，畢業(yè)后也可能選擇“廣漂”，而非“在縣和鎮(zhèn)上工作”。

因此，相比無謂地討論是否每個人都適合讀大學，個人以為，更有價值的議題或許是，怎樣更均衡地分配我們的教育資源，使大學的錄取更公平？畢竟，對于某些來自窮鄉(xiāng)僻壤的農村娃來說，成績差并非因為他們“不適合讀書”，而是從小接受的教育質量實在太差，一些地方甚至都沒有英語教師。這種情況下，你讓他們與省城超級中學的同齡人同場競技，未免有失公允。

另外，省際間過于懸殊的錄取分數也讓375分失去了作為標準的存在價值。以2012年全國高考錄取分數線為例，總分與廣東一樣的北京市，其一本錄取分數線僅為495分，不到后者的二本標準，甚至還低于有些考試大省的三本線。這時候，我們到底應該拿375分的標準去要求北京戶籍的學生，還是河南、山東的農村娃呢？

事實上，無論是“最低錄取線”還是“不適合說”、“期望值論”，體現的都是一種功利的教育觀，但誠如英國教育家赫伯特·斯賓塞所言，教育的目的是“為完滿生活做準備”。要是我們能從這層意義上看待問題，那么誰都應該接受高等教育，哪怕畢業(yè)后他只是想做一名體制內的環(huán)衛(wèi)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