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還是不救”，這本不應成為一個公共話題，尤其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訓的國度。中國人并非不善于由此及彼、由己度人，相反是有著相當道德自律傳統(tǒng)的群體。因此，當前社會對于道德崩壞的印象，絕非群體觀念出現(xiàn)不可逆轉的倒退，而是道德力量產生反彈的必然結果。而能夠對這一反彈進行現(xiàn)實支持的，恐怕并不只是一場大討論，而更需在法律領域進一步明晰“趨利避害”行為的后果承擔，這恰恰是解決一切困惑的關鍵所在。

現(xiàn)在可以確定的是，“見死不救”、“構陷義舉”當屬“趨利避害”行為演繹到極端的表現(xiàn)，對于極端行為是否有必要以法律的手段懲治，還有待公眾的繼續(xù)討論，進而形成共識，這應該是確定立法的前提。而對于極端行為之外的種種自私自利是否同有必要繩之以法，恐怕還是應該交與道德的天平評判。但不管怎樣，法律永遠都只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線，而不應凌駕于道德之上。否則，就會形成公權對私人領域的侵犯，對公民生活的個人空間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形成矯枉過正的后果，這也是在小悅悅事件之后的發(fā)展中，公眾與公權均應保持理智關注的重要方面，大討論能否取得各方面滿意的結果，亦系于此。

道德困境中哈姆雷特式的追問，體現(xiàn)了人性中的良善本能。每一個人，都知道問題的正確答案；苦苦追問的對象，其實是將他置于困境之中的外部力量，這才是困境與陷阱在我們社會一再現(xiàn)身說法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