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奧巴馬總統(tǒng)在加州進行“不打領帶”首腦會晤，作為美國在亞洲最大同盟國的日本，再次顯出“同盟困境”的煩惱。

日本的主流輿論對中美元首在就任不到3個月時間里就進行為期兩天的“別墅外交”首先感到驚訝，畢竟日本首相2月正式訪美時僅僅受到午餐招待。對于中美元首究竟談了些什么日本也充滿了好奇，擔心美國會不會背著日本同中國人進行“外交交易”。

日本的這些煩惱并不是什么新鮮事，自從1972年中美關系重新開啟以來，任何一次中美接近都引發(fā)了日本類似的不安。從“尼克松沖擊”(在日本稱為“越頂外交”)到克林頓訪華中美建立戰(zhàn)略伙伴關系，再到布什時期中美建立戰(zhàn)略經濟對話，到此次的“習奧莊園會晤”，日本審視中美日三邊關系始終沒有跳出可能被美國拋棄的所謂的“同盟困境”，擔心自身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的存在感會因為中美接近而消失。日本的“煩惱”背后，是其外交戰(zhàn)略思維的三重誤區(qū)。

首先，日本把中美日三邊關系看成是一個零和游戲，顯出其戰(zhàn)略思維缺乏厚重。日本的不安說明潛意識當中將中美接近看成是建立在犧牲日美關系基礎上的，也就是說中美關系的正增長等于日美關系的負增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將中美日三邊關系默認為“日美”對中國的“2對1模式”。問題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國人是不是仍然會用冷戰(zhàn)的中美蘇三角關系的模式來看待中國？更糟糕的是這種思維方式中中日戰(zhàn)略關系的缺失，缺少同中國戰(zhàn)略溝通只能讓日本加深不安和對美的猜疑。

第二，日本對于中美關系的關心并不奇怪，但是中美日關系不應該成為日本外交的全部。戰(zhàn)后日本將外交的三大支柱定位為日美同盟、聯(lián)合國和亞洲外交。事實上，冷戰(zhàn)時期的日本外交基本上就等同于對美外交，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中國的崛起，對中國外交逐漸得到了重視，但是對中外交的戰(zhàn)略定位尚處于過渡期。誠然，中美對于日本來說的確是最重要的國家，但是將外交的關注集中在這兩個大國并不一定能夠帶來希望得到的外交效果。日本應該認識到，如何在多邊外交、亞洲地區(qū)一體化等領域做出智力和外交貢獻，才會提高日本在對上述大國外交中的分量。

第三，認為經濟實力落到世界第三位，在外交上就自然被美國和中國冷遇的認知是具有誤導性的。經濟實力和外交影響力緊密相連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經濟實力的相對減弱必定帶來國際存在感的減少并不具有說服力。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經濟整體實力并不強卻發(fā)揮了同經濟實力不成比例的巨大外交影響力。比如在亞洲，新加坡在推動地區(qū)對話、國際交流、外交談判等方面就扮演了很多令超級大國都望塵莫及的角色。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難道比新加坡的經濟實力弱嗎？

處于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日本，有可能成為連接中美兩國的橋梁，這樣的戰(zhàn)略定位將會減少折磨了日本40年的“同盟困境”，試想如果日本能夠將中美元首的非正式會晤請到富士山腳下的別墅，那才是日本外交實力和國際存在感的體現(xiàn)，而將中美日三邊看成零和游戲的思維框架只能束縛日本的外交空間。

(作者張 云 為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